國際雷達電磁輻射健康風險研究報告八篇

國際雷達電磁輻射健康風險研究報告八篇

翻譯：鄭美莉

校對：張讚合

一、暴露於手持雷達電磁輻射之警官的睪丸癌的群聚效應

Cluster of testicular cancer in police officers exposed to hand-held radar.

Davis RL, Mostofi FK, Am J Ind Med 24(2):231-233, 1993

340位警察中有六位睪丸癌，從1979年到1991年，手持雷達槍靠近睪丸為僅有的危險因子。使用手持雷達暴露組為對照組的6.9倍。

在340位警官群體中，有六則睪丸癌事件發生在1979年至1991年間（O/E 6.9，p<0.001，帕松分佈），在這6名警官中，共同的風險因子就只有因工作所需而使用手持雷達這項因素，他們都將雷達槍拿在睪丸附近。

職場雷達使用所造成的健康影響尚未廣泛研究，而進一步地針對與睪丸癌之間關連性進行研究是有正當理由的。

睪丸癌的成因很少為人所知。在二十世紀時，睪丸癌的發生率上升，自從1940年代以來，美國白種人患睪丸癌的比率已變為兩倍。[Devesa et al.,1979]。增加的原因則不確定。當筆者團隊參與以華盛頓州警隊為對象所做之死亡率研究時，成員之一(R.L.D)注意到6筆睪丸癌的案例，發生的時間在1979至1991年間，案例則出自於兩個警察部門，位於美國中北部的相鄰鄉間。筆者因這項發現而訪問那幾位警官來收集相關資料，諸如工作環境、工作場所的可能暴露因子、醫療紀錄、職業經歷、家族史。本篇文章嚐試報導本研究的結果。

這兩個警察部門三十年來的總人力幾乎沒變，大概分別為270名、70名警官，那六名診斷出腫瘤的警官都是以警官作為首份職業，而且他們都經常暴露交通用雷達。他們在診斷出腫瘤之前任職警界的時間平均為14.7年，使用雷達裝置的時間至少4年半（表一）。他們出生都沒有隱睪症，沒有發生過嚴重的睪丸創傷，只有一位曾經患過流行性腮腺癌引發的睪丸炎(有腫瘤之睪丸的對側，也就是沒有腫瘤的睪丸)。6名患者都是白種人，診斷出腫瘤的年齡平均為39歲(範圍在27-47歲之間)。他們共有的暴露因子只有：他們值勤時拿著雷達槍時，雷達槍就垂在大腿或睪丸旁。

六筆病例中，三筆為初期癌細胞，一筆複合性轉移癌細胞，二筆為精原細胞癌。五筆病例的病理學切片可以取得，而且筆者團隊成員之一(K.M.)再次確認檢查過。二筆精原細胞癌的其中之一其病理學切片無法取得檢查，筆者團隊之後則計算20-49歲的白種人在1981年SEER的記錄其睪丸癌病例之期望值。

利用訪問警官期間所獲得之資訊，警察部門總人數維持340名左右，由於首位受雇警界的警官於1963年到職，所以計算的是1963年到1991年的病例數。這樣的群體所計算出的期望值為0.87(O/E=6.9，p<0.001，帕松分佈)

職場的疾病群聚早已用來辨明導致疾病的職場暴露因子(Fleaing et al.,1991)。然而，群聚研究，特別是整體人口的研究，是很難解讀的，任何時間-空間的疾病聚集都可能被定成暴露因子，在任一群聚中製造出致癌率上升的數據。

前面的計算中，為了避免這種考慮，筆者所選擇的研究群體，開始的時間訂在罹癌警官中最早受雇警界的那年，這一年是第二位進入警界的警官到職的前四年，也是這警察部門開始使用雷達的前七年，此外，服務警界的340位男性中，只有2/3工作使用雷達。筆者沒有企圖把退休後或離職後的睪丸癌病例全部確定出來，因此，暴露於雷達電磁輻射的警官中，睪丸癌病例的期望值會少於前面所計算的數字，癌症比例很可能被低估，另外一項支持睪丸癌與暴露有關的事實，是警官被診斷出腫瘤的年齡。他們的平均年齡是39歲，這年齡與睪丸癌峰值年齡相比是較大的，可以用來呈現職場環境暴露因子的效應。

雷達在電磁輻射頻譜中為微波頻段。之前的一項研究中，所找出的電磁輻射與睪丸癌的關聯很少[Verreault et al.,1990]，有些研究有找出電磁輻射與白血病、腦瘤、非霍金式淋巴瘤、兒童癌症的關連，但也有一些研究則找不到關聯。但這些研究都未展現電磁輻射與睪丸癌兩者之間的關連[EPRI,1989]。睪丸癌之前曾在微波雷達操作員之中引發注意，但此份報導的意義則是不確定的。[Mostofi and Davis,1989]

總結來說，選定警官這個族群，發現了睪丸癌與雷達暴露因子兩者之間有關聯。有必要再研究數量更大的群體，來更加確定這種關聯是否真的存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也能更加確定雷達使用者所擁有的風險為何種程度。

二、拉脫維亞境內雷達定位站（RLS）附近學童身心功能

Motor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of school children living in the area of the Skrunda Radio Location Station in Latvia.

Kolodynski AA, Kolodynska

Sci Total Environ 180(1):87-93, 1996

學童居住靠近在Latvia.的Skrunda雷達站，運動功能、記憶及注意力於暴露組及對照組明顯改變。學童居住於Skrunda雷達站前，記憶及反應時間變慢，而神經器忍受性降低。

本篇內容，是針對拉脫維亞境內Skrunda當地雷達定位站附近學童所做的研究得到的結果。發現在運動神經功能、記憶力、注意力方面，暴露組和控制組之間有所差異。

住在雷達定位站前的孩童，記憶力和注意力發展較差，反應時間較慢，神經與肌肉器官的耐久性下降。

1. 
   
   導論

軍用早期預警雷達定位站（RLS）在拉脫維亞Skrunda人口集中區已運作超過25年了，然而，最近才開始研究雷達定位站電磁輻射的慢性影響，研究雷達定位站附近的孩童和青少年可以提供出相關效應的證據。

RLS是脈衝式雷達站，運作載波頻率為154-162MHz，脈衝時間的寬度為0.8ms，脈衝與脈衝之間的時間間隔為41ms，脈衝訊號頻率為24.4Hz，這種電磁輻射對人之身心功能的影響其研究是極欠缺的，然而，已經有數據是與電磁輻射阻礙效應有關的[2,5,6,8]，這些文章指出，電磁輻射可能影響人的身心[5,9]。

這份報導是研究結果的結論，研究的是雷達定位站附近長大的孩童在電磁輻射長期暴露之下，身心功能的發展情形。

2.材料與方法

2.1 樣本與組別

本研究之對象為966名小孩(男425，女541)，年齡9-18歲，有609個小孩檢驗的地方在雷達定位站方圓20公里範圍內，其中有224個小孩直接居住在暴露區域。雷達定位站位於山谷，而暴露組人口住在正對雷達定位站的斜坡上(雷達定位站西方)。暴露劑量會隨距離增加而下降[3]，在雷達後方的電場強度則為背景強度。控制組為357個住在Preiļi區域的學童，女孩和男孩分成五個年齡層，年齡間隔為2年（表1）

從拉脫維亞的環保與區域發展部門所得來的資料，這些區域條件相近，都是低污染區（表2）[1]，都屬於農業區，缺少大型污染源，例外的只有幾間小型鍋爐房。

從住在雷達前方、後方的小孩和控制組中的小孩中，依相近年齡性別選組，筆者檢驗相近的農場社群，發現95%的樣本都是住在小農場中，進行試驗的時間在春天四、五月間。

研究所運用的是身心診斷系統”Polytest-8802”。此系統為專門的電腦，藉由測量反射動作來確定個體的功能狀態。

每個小孩做了11個試驗，其中包含一次休息，試驗花費70分鐘，每一種試驗包括20次測量，再取算術平均計算標準偏差。

2. 
   
   按鍵測試

為了衡量神經肌肉系統，筆者利用的是按鍵測試，孩童要在30秒內左右手同時盡快地按2枚按鍵，分別記錄左右手每秒的按鍵次數。

2. 
   
   反應時間

將紅光二極體燈放在桌子正中間和左右兩邊做為燈光刺激，光源的可視直徑2.5mm，刺激時間40ms。聲音刺激利用立體耳機播放（強度60分貝，刺激時間100ms；聲頻1kHz）。燈光刺激和聲音刺激的每次刺激間隔不固定（2.5-4s），受試兒童必須快速按按鍵、放開按鍵。若桌子中央的燈光亮起，或是兩邊聲音同時響起，孩童要兩手一起按下按鍵，單邊的燈光或聲音刺激，受試者要按下對應的左鍵或右鍵。交錯式試驗時，單邊的刺激出現時，受試者要按下相對的右鍵或左鍵，反應時間、按住的時間、錯誤的次數都被記錄下來：

2. 
   
   注意力

注意轉換能力利用修正式的Shulte’s程序來做試驗，每格方格中有兩個數字，大字色黑，小字色紅，再搭配按鍵來測試。一開始螢幕出現一個數字，受試者接下來要在黑色數字中找到這個數字，找到之後按下按鍵，並把同方格中的小紅數字背下來，這個數字變成下一個要找的數字，受試者之後要在黑色數字中找到這個新的數字，這樣的過程重複20次。

注意力持續性的研究，利用的是交纏線條試驗，試驗表上充滿了交錯的線條，每條線從左邊開始，左端起點有一個數字，幾條連到右邊，右邊終點有另一個數字，兒童需要眼睛追蹤線條，追隨連到終點後，按下按鍵，追蹤線條所需的時間和發生錯誤的次數都被記錄下來。

2. 
   
   記憶力

利用記憶數字的容量來做記憶力測試，每一次試驗螢幕每隔一秒出現3個數字，孩童看到了這3個數字之後在鍵盤上鍵入這3個數字，重複七次之後，逐漸增加螢幕顯現的數字個數，從3個增加到9個。

運作記憶量V=A+m/n，公式中A代表兒童成功鍵入之最大數字串列的數字個數，n代表實驗次數，m代表成功鍵之數字串列的串列數。螢幕顯現的數字尺寸為6×10mm，背景為暗灰色，數字為白色。

2. 
   
   統計

統計上的明顯差異是利用Student對定量變數所設定的標準條件來衡量的。

3. 
   
   結果

在初步的數據分析中，發現Skrunda地區九年級的男孩比女孩少16%，Skrunda電台附近暴露區域內的九年級男孩比女孩少了25%，這種情形在拉脫維亞九年級生中並不常見，差異的原因則未知，所有的運動神經反應速率（按鍵試驗和反應時間試驗），男孩優於女孩，而且不論暴露組或控制組都出現這種現象，因此分析時都把男女分開來做。

不論是聲音刺激或是視覺刺激，Skrunda附近孩童的反應時間比Preiļi附近的孩童為長，男孩女孩都有這種現象，其中符合統計明顯差異程度的只有年齡較小的組別（圖1），若比較按住時間的數據，Skrunda的小孩明顯比Preiļi的小孩還要長。

類似的趨勢也在記憶力與注意力試驗中發現。Skrunda的小孩記憶力與注意力比Preiļi的小孩差，但差異並不明顯。在按鍵試驗中（圖2），Preiļi的男孩女孩表現的比Skrunda的男孩女孩還好。隨著年齡增加，表現則有所改善。

若將Skrunda區分成暴露組和非暴露組來做比較，會發現更明顯的差異。住在Skrunda雷達定位站前面的孩童記憶力（圖3）和注意力（圖4）較弱(p<0.05)。運動肌肉反應時間方面，住Skrunda的女孩反應較遲緩，但男孩則沒有這種現象（圖5）。暴露組的女孩按住鍵的時間幾乎都比非暴露組的時間長（表3）。男生方面，只有某些年齡層具有明顯差異。

每一樣本的地址都有依居住時間紀錄，如此可得知樣本居住處雷達定位站的距離。一般而言，暴露劑量隨距離增加而下降，然而，實際上電場強度和時間、空間有關，受地形、運作、樹木遮蔽等因素的影響，又沒辦法量測每一家的電磁輻射強度。距離和按鍵速率（按鍵試驗中）兩者之間成弱相關(0.27，p<0.05)，距離和按住按鍵的時間（反應時間試驗中）兩者之間成負相關，(-0.29，p<0.01)，這裡所用的是Pearson’s係數。

4.討論

丹麥皇家空軍所做的量測結果顯示，Skrunda雷達定位站的平均功率密度不高，例如，距雷達3.7km寬的平均功率密度只有3.205mW/m2，然而，功率密度的峰值則高出平均值的50倍(164.27 mW/m2)，引起生物體效應的因素，比較可能是與峰值有關，而不是與平均值有關。文獻中缺少微弱脈衝電磁輻射其身心影響的數據，微弱脈衝的訊息頻率為24.4Hz，這種頻率與人腦β腦波的頻率相近，不能排除這種脈衝是所觀察到之現象的主要原因。Lyskov等人證明：低頻電磁輻射會抑制運動與神經的作用[5]。筆者之前的研究也顯示，微弱的低頻脈衝電磁輻射使得神經肌肉的參數改變，改變甚至發生在15分鐘過後。

學童家與電台之間的距離，相對於學童的反應，兩者呈現弱相關，這是符合電磁輻射效應的相關想法的，本研究無法監控每位孩童的暴露劑量，原因包括了強度在空間上、時間上的變異性，以及樣本的遷入遷出。Skrunda雷達定位站前面住的小孩記憶力和注意力發展較差。根據所得到的數據，筆者提出假設，這些現象是由電磁輻射的慢性效應，其他因素的證據並未發現，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因素的可能性，例如，孩童過去的經驗差異、區域性的小型污染效應、家庭差異等等。

目前，筆者只能說，住在Skrunda雷達定位站暴露區內的小孩，表現得比住在電台後方的小孩差，比起控制組的小孩，差異更明顯。

Skrunda的電磁輻射是差異的原因，這論點只能透過持續而準確的劑量量測才能確認。劑量量測有其困難，因為孩童會有遷入遷出的情況，而且強度隨時間的變化很大。然而，本文所呈現的結果，尤其是孩童表現和與雷達之距離呈現弱相關，顯示本研究有其意義。進一步的研究則需要增加樣本數量和估量電磁輻射劑量。

三、職業性暴露在高頻（射頻與微波）電磁輻射下人員的癌症發病率

Cancer morbidity in subjects occupationally exposed to high frequency (radiofrequency and microwave)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Effect of Non-Ionizing Radiations, Center for Radiobiology and Radiation Safety at the Military Institute of Hygiene and Epidemiology, 128 Szaserow, 00-909 Warsaw, Poland

（非游離輻射之生物效應學系，衛生學與流行病學軍事研究院輻射生物學與輻射安全研究中心）

Stanislaw Szmigielski（波蘭華沙）

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180(1996) 9-17

波蘭128,000位軍人中，3700位為雷達等電磁輻射設備暴露組，暴露組全癌症較對照組高出2.07倍，腸胃道腫瘤多1.91倍，血液及淋巴組織癌症多6.31倍，白血病多13.9倍，暴露期15年。

摘要

從1971到1985的十五年間，波蘭全體軍事人員的癌症發病情況都有登錄。職業性暴露在射頻(radiofrequencies, RF)與微波(microwaves, MW)下的人員，根據他們的服役記錄與服役崗位的暴露資料，從全體人員中篩選出來。

全體人員的人數每年都有些變動，平均來說一年大約有128,000人。每年大約有3700人(2.98%)被認為是職業性暴露在射頻/微波(RF/MW)下的。全體人員（包括有暴露與沒暴露在射頻/微波下的人）按照年齡分成四個群組(20-29,30-39,40-49,50-59)。

所有新登錄的癌症個案按其腫瘤部位分成十二型；造血系統與淋巴腺器官的腫瘍則依據診斷另作分析。全體人員與各年齡組中，各種腫瘤部位與型態的發病率（每年每十萬人）都分別計算。

從1971到1985年間每年發病率的平均數，作為各種型態腫瘤在這十五年整個時期的發病率。非暴露人員各組的發病率是暴露人員各組的「期望」值("expected" rate)，而那些暴露在射頻/微波下人員的真正發病率則作為「觀察」值("observed" rate)。觀察值與期望值之比(observed/expected ratio, OER)就是暴露人員的「勝算比」(odds ratio)。

暴露在射頻/微波下人員各年齡組全體（20至59歲）的癌症發病率達每年每十萬人119.2人（非暴露組為57.6），OER為2.07，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值與期望值的差異來自消化道腫瘍(OER=3.19-3.24)、腦瘤(OER=1.91)、造血系統與淋巴器官的惡性腫瘤(OER=6.31)等的高發病率。

在造血/淋巴系統的惡性腫瘤中，暴露與非暴露人員發病率差別最大的是在慢性骨髓細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cytic leukaemia)(OER=13.9)，急性骨髓母細胞白血病(acute myeloblastic leukaemia)(OER=8.62)以及非霍金氏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s (OER=5.82)。

導言

數十年來，工業國家的癌症發病率上升，一般而言，引起腫瘍轉移和促發腫瘤的職業、環境因素和發病率上升的現象相關。目前，許多化學品、混合物、職業性暴露因子、文化習慣、生理因子被認為與癌症發生有關。而被WHO國際癌症研究組織的專家列為致癌因素。辨別出新的職業、環境的癌症發病關聯因素，研究致癌因素的機制，是降低癌症發病率與保護大眾的重要任務。

電磁輻射是新的生態、職業重要因子。近幾年來，隨著不斷地引入新的設備、科技，使得職業性的與公眾的電磁輻射暴露強度不斷增加，目前，只有二、三個世代的人類暴露人造電磁輻射，而其長期效益尚難預期。雖然已有幾項實驗研究與流行病學研究[2,3]，仍然無法證明特定分子、細胞、系統損傷與弱電磁輻射有關。令人驚訝的是，很少注意力是放在電磁輻射與腫瘍之間的關係上，一直到1979年，Wertheimer和Leeper發表他們的研究，他們指出住家電磁輻射強度較高的小孩，白血病與腫瘍病例增加。很快地，有關電子電力員工白血病、腦瘤、特定腫瘍風險較高的研究就出現了[5-8]。這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在1985-1994年間，美國、加拿大、法國、瑞典、丹麥、英國都發表了許多回溯的流行病學研究[7,9-11]。現有數據的分析顯示，職業性暴露電磁輻射的電子電力技術員工之中，存在一種額外的罹癌風險。然而，這種罹癌風險相關性通常很弱（勝算比1.2-3.0），只與特定腫瘍有關（例如：白血病、淋巴癌、腦瘤、男性乳癌），通常病發率很低，受到已知的環境/職業致癌因子強烈地影響[1]。Dennis等人[7]已計算過：在英國20-64歲的工人中，每年每十萬人有3則病例（1件白血病，2件腦瘤），這計算結果應作為風險評估的參考。

電子電力員工罹患白血病和腦瘤之風險增加的現象是引人爭論的議題[7]。現有的研究都沒有暴露條件的載明或測量，最明確的暴露條件記載只分成”可能”、”極可能”、”確定”幾種等級，依賴受訪者的判斷，如此的估量由於職業階級的因素很可能會有高估的情形。

一般而言，現存有關電子電力員工腫瘍風險增加的資料中，真的與電磁輻射有關聯的，是電力50-60Hz，可能是固定功率密度的電場或調變式的電場。某些研究者[13]關於50-60Hz電磁場致癌過程的論述，立論基於癌症形成、轉移過程中涉及的特定酵素發生變化的結果（在試管中），但這種報導還未能廣泛地令大眾信服，然而，某些實驗和流行病學數據指出：高頻電磁輻射，包括射頻和微波，有可能增加職業性暴露人員的腫瘍風險。早在1953年，Mclaughin列出許多淋巴癌可能是雷達電磁輻射所造成的其中一種影響[14]，但他是基於引述，未經流行病學檢驗，他在文中提到：在年輕的雷達工作人員中（30-40歲），若工作多年而且暴露了高強度的微波，他們的腫瘍病例有群聚的現象。這份飽受懷疑、被生物電磁輻射學界質疑，之後就被人遺忘。在1985年，Milham報導一項案例控制法的研究[15]，以美國無線電聯盟成員的死亡證明書為基礎，發現業餘短波電台操作人員的白血病比率為正常的兩倍，文中，白血病期望值為12.6件，但觀察到24件病例(p<0.01)，還有Szmigielski等人的報導[16]：再1970-1979年間，波蘭的軍事人員中，暴露脈衝調變射頻/微波電磁輻射的人員，他們的造血系統和淋巴惡性腫瘤發病率增加。這些研究從動物研究中獲得了某些支持的證據。Guy等人[17,18]讓老鼠暴露脈衝微波電磁輻射(頻率2450百萬赫茲，0.48mW/cm²)，發現自發的惡性腫瘤數目增加，雖然其中並沒有任何種類的惡性腫瘤是佔多數的。

從筆者的團隊所做的發現中[19,20]，讓老鼠每天暴露2450百萬赫茲，強度5-15 mW/cm²的微波，持續3-6個月，老鼠在先前已帶有有機溶劑引發的皮膚腫瘍，實驗發現原有的皮膚腫瘍加速生長，這結果暗示，微波有腫瘤促發的行為。

前述的流行病學，實驗數據都未提出具說服力的數據來釐清射頻/微波的角色，所以，進一步的研究需要來解決這問題。

在本文中，筆者認為：在20-59歲的軍事人員群組中，職業性暴露脈衝調變射頻/微波電磁輻射的人員，腫瘍發病率增加，數據是基於1971-1985年為期15年的癌症發病率回溯性分析。

2. 
   
   材料與方法

2.1 人口以及射頻/微波評估

本研究中的樣本是1971-1985年這15年間波蘭全體軍事人員。每年的數量（服役人數、役別、暴露的致癌因子）都能取得。利用這些資料來計算癌症發病率和新診斷的惡性腫瘍病例，資料從地區軍醫院和中央軍醫院收集得來，這些資料包括診斷、腫瘤部位、基本醫療檢驗、可能的致癌因子、生活習慣、社會/家庭狀態、電磁輻射暴露。為了避免重複，不同的資料來源會特別留意。射頻/微波的暴露劑量資料從軍中的健康衛生安全單位取得。這些單位負責量測電磁輻射發射設備附近的射頻/微波電磁輻射，並且紀錄設備周圍人員的健康狀態。職業性暴露的人數容易取得，但暴露劑量的衡量就有困難，從強度數值中顯示，80-85%的崗位的電場強度不超過2 W/m² (0.2 mW/cm²)，（主要是150-3500百萬赫茲的脈衝調變射頻/微波電磁輻射），其他有的強度為2-6 W/m²，有的超過6 W/m²。

然而，每個人的暴露劑量不易估量，日暴露劑量或是月暴露劑量皆然，因為暴露時間變化很大，時常出現短暫的過度暴露。

2. 
   
   癌症發病率分析

全體人員分成四個年齡群組（20-29，30-39，40-49，50-59），每個年齡群組以及整體的發病率都有數字表示。所有的腫瘍依部位分成12型（表1），每種類型根據新診斷病例以及分析期間（1971-1985年之間的15年）來計算發病率。（每年每十萬人計）。非暴露人員的發病率視為「期望」值，射頻/微波暴露組中的新診斷腫瘍病例數計算出發病率（每年每十萬人計），這種發病率視為「觀察值」，由「觀察值」和「期望值」算出兩者之比值作為勝算比，同時計算95%信賴區間和統計意義的明顯程度。統計計算使用的是SIGMA-STAT視窗1.00版本的軟體以及工作站設備。

3.結果與討論

在1971-1985年間，人口數量每年有些許變化，最小值為118500，最大值為142200，平均值127800（標準差9620）。由於年齡分佈是機密，所以只提供發病率、勝算比的數據（表3）。然而，由數據可看出樣本的主要年齡群為30-39歲和40-49歲。射頻/微波職業性暴露人員數量在1971-1985年間於3400到4600範圍中變動（平均值3720±360），在1980-1985年間呈上升趨勢，原因是引進新的電子設備。

軍職人員人數達120000人，數量大到足以建立癌症發病率的「期望」值（表1），期望值將近每年每十萬人60件病例，其中包括喉癌或肺癌22件、胃部腫瘍、大腸直腸腫瘍、腎腫瘍、前列腺腫瘍各有4至5件，造血系統和淋巴器官腫瘍有7件（上述數字為20-59歲的數字）。然而針對罕見的腫瘍，在中年男性中不常見的病例，所計算出的發病率（表1,2），根據的是偶然發生的一件病例，所以發病率很低的情形，每年每十萬人不超過1.5件的情形，應該特別處理，舉例來說，非暴露組中在這15年間沒有骨髓腫瘤（漿細胞瘤），在波蘭漿細胞瘤發病率為每十萬人3-5件病例，但這種疾病常見於老年人，最常出現在超過75歲的年齡層[1]。另一方面，急性淋巴白血病最常發生在小孩子身上（小於15歲），在小孩中有75-80%的白血病最常發生在2至4歲小孩身上，在暴露組與非暴露組中，15年間只有一件急性淋巴白血病（都屬於20-29歲的組別）（表2），因此，急性淋巴白血病的發病率和勝算比得特別看待，需要更大規模的研究來確認。

考慮發病率低於每年每十萬人12.5-25件的情形，當樣本數只有4000人時，每年的發病率期望值會是0.5-1件案例，然而暴露組的樣本數只有3700人，所以對於觀察值低於每十萬人12.5-25件的情形，這麼少的樣本數不足以提供正確的評估，如果時間較長（15年），若不計年度招募、退休、老化的情形，仍然會嚴重受到單一病例的影饗。舉例來說，在樣本數3700人時，若15年的期望值內有一件惡性腫瘍病例，得到的發病率數值就會是每年每十萬人有1.8件病例。

表1-3的數據指出，癌症發病率高出的程度，足以證明射頻/微波暴露組的人員惡性腫瘤發病率為條件相近之非暴露組人員的兩倍（表1）。主要的貢獻是造血系統和淋巴系統的惡性腫瘤病例（勝算比6.31，射頻/微波暴露組的發病率為每十萬人有40件病例），還有消化道腫瘤（勝算比3.2，食道癌和胃癌發病率超過15，大腸直腸腺癌超過12，每年每十萬人的比例）。皮膚腫瘍和神經系統腫瘤的統計數字達到明顯的確度(p<0.05)，但這些病例數偏低（每年每十萬人有4-5.5件，15年間2-4件），所以還需要再確認。

在波蘭的中年男性中，消化道腫瘍是最常見的癌症，在本研究中的軍事人員樣本群中，20-59歲胃癌和大腸直腸腺癌的發病率每年每十萬人9件（5件胃癌，4件大腸直腸癌），大部分的腫瘍屬於40-49歲與50-59歲的年齡層（表3），這些年齡層的發病率是年輕組別的6至8倍。消化道腫瘍似乎與飲食習慣有關，例如鹽分攝取過量，過多鹽漬燒烤食物，這些是東歐國家高風險區域的特徵。這類的腫瘍病例在流行病學研究中很少會聯想到電磁輻射，只有在加拿大的一項研究中發現：高壓電力輸送線工人的腸腫瘍發病率變成3倍。在其他的研究中[5,6,9,10]，電子電力工程員工的消化道腫瘤發病率沒有增加的現象。

目前並未提供合理的解釋，來將本研究中射頻/微波電磁輻射暴露組人員胃腫瘍和大腸直腸腫瘍發病率變為三倍現象與電磁輻射之間的因果關係作確認。不過，筆者並未發現飲食習慣、生活習慣、飲酒、其他職業性暴露致癌因子的差異可以用來解釋暴露組與非暴露組的發病率差異。令人訝異的是，中年男性中最常見的肺癌，暴露組與分暴露組的發病率沒有差別，兩組喉癌和肺癌的發病率每年每十萬人有22-23件病例（表1）。這種類型的癌症與香菸和特定室內污染所含的致癌因子強烈相關，兩組發病率相同的現象表示本研究中這兩組在這方面的相關條件是相近的。在其他研究中，電子電力工程員工的肺癌發病率沒有變高[7,1]，因此可以做出結論：電磁輻射不會干擾其他導致肺癌或促發肺癌的環境因子。

射頻/微波暴露組和非暴露組之間，發病率差別最大的是造血系統和淋巴器官惡性腫瘤（表2），勝算比超過6，而且暴露組每年每十萬人增加40病例。在暴露組中最常見的惡性腫瘤是非霍金式淋巴癌和淋巴肉瘤（每年每十萬人10.65件）以及慢性淋巴白血病（每年每十萬人12.23件），這兩類型的癌症主要分布在40-49歲和50-59歲的年齡層。在惡性腫瘤中，造血系統和淋巴器官的腫瘍相當程度地被視為與多重環境因子、多重職業性因子有關，例如游離輻射、有機溶劑、人造染料、樹脂、酒精等物質。許多職業，例如鋁金屬製造、煉油、油漆業、採礦、運輸，被認為是有白血病和淋巴癌風險的職業。電子電力工業的員工也可能接觸其他潛在的白血病致病因子，這大大地影響到造血系統和淋巴惡性腫瘤的發病率與電磁輻射的關係。

然而大部分已發表的流行病學研究，關於電磁輻射暴露員工癌症病發率，造血系統和淋巴腫瘍被視為與低頻電磁輻射極可能有因果關係[5,8,13]，在多項研究中，電子電力員工的造血系統/淋巴腫瘍的發病率，所得到的勝算比數據各有差別[7,9,10]，但都具有統計意義的明顯程度，範圍則介於1.4-3.0，他們得到的勝算比都比本研究得到的勝算比（6.31）小的多。電子電力工程員工在職場會接觸到各種頻率、強度的電磁輻射，其中以極低頻（交流電）電磁場為大宗，部分則為高頻電磁輻射（射頻和微波），因此，不容易評估電磁場的暴露條件。

若針對某群組回溯考慮電子/電力員工其不同的暴露條件，這樣得到的發病率勝算比可能會較低，前提是所假定的關連性是與特定暴露因子有關的。（例如只有50Hz的電磁場或是脈衝調變電磁輻射）。再者，本研究無法指出在電子電力類型職業境中常見的特定致癌因子，用來解釋白血病以及淋巴癌發病率的增加。

本研究中，調查的人員暴露條件幾乎侷限在脈衝調變高頻電磁輻射（150-3500百萬赫茲）（射頻/微波電磁輻射），在連續式電磁輻射和低頻電磁輻射方面所佔的比重很少。雖然無法衡量每人的暴露劑量，從現有的量測數據中可得知：樣本中有80%所暴露的射頻/微波電磁輻射強度為0.1-2W/cm²，有15%的暴露劑量平均為2-6 W/cm²。這樣的數據，相對於其他類似的人口[5,7]，本研究中暴露組的暴露條件是較為均等。

本研究的主要結果是：20-59歲的軍事人員中，職業性暴露脈衝調變電磁輻射（150-3500百萬赫茲射頻/微波電磁輻射）的人員，所有的腫瘍的發病率是平常的兩倍，其中消化道腫瘤為三倍，造血系統與淋巴器官惡性腫瘤為6倍。然而，本研究無法證明腫瘍和電磁輻射之間的因果關係，原因是回溯分析未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不過，特定腫瘍在暴露人員（脈衝調變射頻/微波電磁輻射）中的高發病率很清楚地顯現出：需要盡快地判定出職業環境中所存在的決定性因素。

四、年輕軍方雷達工作者中引發期少於十年的腦瘤

Brain Cancer with Induction Periods of Less Than 10 Years in Young Military Radar Workers. By: Richter, Elihu D., Berman, Tamar, Levy, Or, 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00039896, Jul/Aug2002, Vol. 57, Issue 4

五位年輕腦瘤病患曾經有十年內最初雷達操作。其中四位於初發現腦瘤時小於三十歲。

摘要：

筆者報導5位年輕病患，距離他們首次因工作所需而暴露於雷達輻射不到十年就罹患腦瘤。其中四名在首次診斷出病症時尚未滿30歲。高劑量而短時間病發是一種指標，一種指向危險族群的指標，這種短期特徵引發預警措施的需求。相關的報導還包括：常用來接聽手機的頭腦部一側，發生腫瘤且短期病發的機率會增加。

案例報導：筆者之前曾報導過六名年輕的癌症病患（眼睛黑素瘤、睪丸癌seminoma、鼻咽癌、乳癌、腦下垂體腺狀腫瘤、非霍奇金氏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這六名病患是在軍中因工作因素持續暴露於高劑量的雷達輻射。由於還有其他癌症病例是他們的年輕同事，把這些病例一起考慮時筆者利用線性模型來預估輻射的安全上限，得到的數值為：所有的癌症是10μW/cm²-100μW/cm²，特定癌症是1μW/cm²-10μW/cm²。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報導了5位年輕病患，他們感應電磁輻射的時間不到十年，接觸的是軍中的雷達電磁輻射。其中的4名病患，癌症病發時尚未滿30歲，而其中3名病患接觸電磁輻射的時間不到5年，這其中有一名病患在本文發表時已經死亡。這種電磁輻射通常是不規則的，量測不是很嚴謹，所指的輻射暴露量根據的是偵測極限100μW/cm²。這幾位病患，依暴露時間的早晚，列於表一，前四位病患癌症發病時，尚早於以色列開始使用手機的時間，剩下的一位病患在診斷之前並沒有手機。

評論：

Zaret首次報導了2名星形細胞瘤astrocytoma的個案(2)，這兩位屬於18名接觸雷達的工人族群，在Zaret的報導之後，Goldsmith重新分析了莫斯科使節的資料(3)，資料顯示暴露雷達/微波幅射會增加罹患腦癌的風險。此外，還有資料指出，海軍空軍的雷達技術員罹患腦癌的風險較高（5）（6）。

Szmigielski等人報導指出，暴露雷達電磁輻射的波蘭軍人得腦癌的風險較高（7），這篇報導是唯一包括暴露劑量估量的報導。

普通都將潛伏期低於十年的腦瘤事件當作偶然，而非一種具有因果關係的指標。

在有關單位的文件中，腦癌與職業因素暴露之間，以及腦癌與手機射頻電波暴露之間的關係的相關記載，這些文件聲稱”對於成人來說，常見的環境致癌因素，包括輻射，其潛伏期通常超過10年，而且經常超過20年（8）”，這樣的聲名忽略了以完整建立的流行病學epidemiologic觀察結果，在流行病學領域中，高劑量暴露因子伴隨的短感應期之現象，被認定為一種風險指標，例如肺癌和骨髓瘤，第一次暴露到苯與死亡所間隔的時間，這種潛伏期短到只有2至3.5年。

筆者認為：之前報導的個案，特徵是年紀輕而職業暴露劑量高，這種情形可做為射頻/微波電磁輻射風險的指標，假如筆者所報導的腦瘤和之前的暴露因子具有因果關係，則感應期將會非常短暫，而腦瘤生長將會非常快速。這種描述同樣也適用於腦瘤與其它暴露因子的關係。筆者曾遇過其他病患的例子—一為星形細胞瘤，另一為成髓細胞瘤（皆已死亡）--腦瘤出現在首次暴露高劑量溶劑之後的五年之內。再者，如果暴露劑量很高，感應期將會是短暫的，許多型態的癌症短時間內就會發生。後續有關軍人暴露雷達電磁輻射的風險之陳述是希望能降低暴露的效果到最低的程度，這些陳述應該能引導有關手機射頻電磁輻射風險之報導的評估方向。手機的使用代表了人類在歷史上首次有數以百萬計的個體持握著射頻電波發射源，而這樣的發射源強度可高達數百μW/cm²，而且電場還是與個體的頭部直接接觸。

Frey（13）要大家注意最近有關腦瘤與手機使用的流行病學研究，既然這些研究只根據少量數目與短暫潛伏期，對於消除日益增加的風險，其力量是有限的，這是研究（14）（15）的相關作者和編輯所做的論點。Lai和singh（17）報導了射頻電波造成DNA斷鍵的效應。Gandhi等人（18）和Schornborn等人（19）提出模型來展現微波從接收的一側擴散進入腦部的幾何梯度。Weinberger和Richter（20）認為手機波段的電磁輻射（900MHz和1800MHz）可將頭腦當作損耗性共振器來傳遞能量。

接下來，有什麼報導是關於使用手機而短時間內得到腦瘤的？Hardell等人（21）報導：13%的病患在使用手機的一側長腦瘤，這些病患中有8位之感應期短於5年（有5位年紀小於50歲），2位病患的感應期為5至9年。在之後的病例控制研究中，Hardell指出：使用手機的頭側，腦瘤的風險較高，筆者提出的假設是：

雷達波與手機射頻電磁輻射引發腦瘤的潛伏期短暫，這種現象可預言腦瘤風險因子因手機射頻電磁輻射而增加，如果與使用側同一側的腦瘤其潛伏期比起另一側的腦瘤還短暫，就能得到一種更有力的證據來證明電磁輻射的風險性。

流行病學研究作為早期偵測以及作為避免致癌物的工具，這種功能會再增強。高劑量輻射縮短癌症潛伏期的徵兆如果能作為癌症防治的工具，就能增強流行病學在這方面的功效，以趕在致癌因子大幅增加族群罹癌風險之前就發揮效能。一旦這樣的病例跟隨著暴露因子出現，使得暴露因子的基因毒性有了實驗證據，這時，預警措施就會變得必要。

五、軍用雷達設備操作人員的精液分析

Semen analysis of personnel operating military radar equipment.

Hjollund NH, Bonde JP, Skotte J, Reprod Toxicol 11(6):897, 1997

丹麥操作雷達設備軍人，最高平均暴露電磁輻射量為0.01 mW/cm2 (=100mW//m2)，他們精子密度的中位數顯著低於對照組。

這是一份初步的精液品質研究，對象是丹麥陸軍行動式地對空飛彈裝置操作人員，他們所操作的飛彈裝置用了好幾套雷達發射系統，最大平均暴露值估計為0.01 mW/cm²，這些軍事人員精液中精蟲密度之中位數明顯低於參考組。

這種差異有可能是機率問題，或是未控制的統計偏差，或是瞬間微波的非熱效應所造成。

最近已有文獻揭露，美國士兵受到微波暴露的，精蟲數目較低（1）。筆者則針對丹麥陸軍行動式地對空飛彈裝置操作人員作研究，調查他們的精液品質，他們所操作的裝置用了好幾套雷達發射系統。

35位男性受邀參與研究，其中有19位（佔54%）提供精液樣品並填寫了問卷，問卷內容包括了人口統計問題、生殖相關、醫療相關、生活型態的問題。這些軍人精液的精蟲密度之中位數低於參考組（見表1）。原始的差值為21百萬/毫升。若考慮禁慾的時間長短，調整之後的差值為23百萬/毫升（p=0.07）（SAS PROC GLM；sperm density transformed to the third root）。根據WHO之標準值為20百萬/毫升，低於此標準才算精子過少（oligospermia）。就此而言，精子過少之男性比例，飛彈操作員和參考組並無不同，而且並未發現在生活型態或醫療病史上的差異。

為了評估這項發現的意義，所以測量了演習時的微波輻射劑量（Narda model 8616，probe model 8623 C）。電場測量值的變化幅度很大，這是因為電磁輻射來自轉動中的天線與反射器。最大平均暴露量大約為0.01 mW/cm²。偶爾會有瞬間的暴露量達到1 mW/cm²，而ANSI安全值為5-10 mW/cm²，這是針對雷達波段的微波考慮其熱效應所訂出的安全值。

由於無法偵測實質的暴露劑量，所以沒有採取近一步的措施。所報導的精液品質差異可能是機率問題，或是未控制的統計偏差，或是瞬間微波的非熱效應所造成。

六、美國空軍中輻射暴露、社經地位與腦瘤風險的關係：嵌入性病例對照研究法

Radiation exposur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brain tumor risk in the US Air Force: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Grayson JK Am J Epidemiol 143(5):480-486, 1996 J. Kevin Grayson1

美國軍人調查接觸極低頻、中高頻輻射暴露組的腦瘤罹患，暴露組分別為對照組的1.28倍及1.39倍，而游離輻射的腦瘤罹患只有對照組的0.58倍。階層較高的軍人罹患率較高，而年紀較大的暴露組軍官罹患率為全部軍人的3.3倍。

嵌入性病例對照研究法，用來研究電磁輻射暴露與美國空軍罹患腦瘤風險的關係。累積的極低頻與射頻電磁輻射，經由本研究所發展的工作暴露矩陣（job-exposure matrix）估計出來；游離輻射暴露量從個案劑量測定紀錄得來。暴露非游離電磁輻射的男性發展出腦瘤的風險有一些高，極低頻電磁輻射和射頻電磁輻射其統計優勢率分別為1.28（95% CI 0.95-1.74）和1.39（95% CI 1.01-1.90），此優勢率已考慮了年齡、種族、年資權重調整。相對地，暴露游離輻射的男性，其優勢率為0.58（95% CI 0.22-1.52）。這樣的結果支持了腦瘤與極低頻電磁輻射和射頻電磁輻射的關聯，腦瘤和游離輻射則沒有關聯，服役年資和腦瘤之間具有關聯性，軍官比較容易發展出腦瘤，其權重調整過的優勢率為2.11(95% CI 1.48-3.01)，資深的軍官相較於其他美國空軍成員的風險是增加的（優勢率OR=3.30，95% CI 1.99-5.45）

美國空軍成員表現出了相當大的興趣在癌症與極低頻電磁輻射源之間的關係上，極低頻電磁輻射（30-300Hz）包含高壓電傳輸線和視頻端點。對於手機電磁輻射和其他電子設備的射頻電磁輻射（>3000Hz），疑慮也提高了。為了解決這樣的擔憂，所以本文探討美國空軍成員暴露不同頻段電磁輻射與腦瘤的關係。

由於其他與職業相關的研究顯示，腦瘤有稍微增加的現象，將不同的職業危害關聯加以量化是很重要的。

在之前的研究中，腦瘤風險歸因於極低頻電磁輻射的關聯性，此關聯性或許有一部分由干擾因子貢獻，此外，本研究尋找證據，證明極低頻電磁輻射連同射頻/微波電磁輻射或連同游離輻射扮演腦瘤誘發腳色。

非游離輻射電磁輻射為致癌物質的實驗證據不容易獲得。Easterly（1）在1981年提出：經電磁輻射暴露的細胞，其有絲分裂的變化可能提供潛在癌細胞增殖的觸發因子。他的想法經過Adey（2）的擴充，Adey提出：極低頻電磁輻射可能藉由改變細胞之間的訊息交換而成為癌症的促發物。大部分的研究者認為：在古典的致癌多階段模型中，極低頻電磁輻射不會成為癌症的起始物，然而，極低頻電磁輻射被認為可能扮演了助長癌症的角色（3）。另一方面，Balcer-Kubiczec和Harrison（4，5）觀察到：微波可能單獨成為癌症的起始物，或者結合游離輻射在轉化培養細胞的過程中成為致癌物質，而且游離輻射對腫瘤的發生其影響力是很明確的。

職業相關的極低頻電磁輻射與腦瘤風險之間的關係，已有許多文獻揭露（參考文獻3-6）。當今的報導則傾向於利用嵌入性病例對照研究法來檢驗電力工程人員（7-9），儘管如此，仍然也有以人口統計為基礎的研究出爐（10）。一般而言，這些研究得到的結果是否定的，結果和之前的死者案例研究結果是相反的，死者案例研究結果（11-16）認為風險稍微增加。

少數流行病學專家嘗試檢驗較高頻電磁輻射與腦瘤風險的關聯性，在Robinette等人的報導中（17），以美國海軍雷達操作及維修人員為對象，並未發現腦瘤風險與雷達波之間的關聯，和上述結果相反的，有後來Thomas等人的報導發現，暴露高頻電磁輻射的電機員工有腦瘤的機率明顯增加。

游離輻射與腦瘤增加的關聯在幾個族群中發現，這種族群包括接受高劑量輻射療程的人（18，19）。在職業族群中（20，21），低劑量游離輻射的情況較不明顯。一方面醫界員工（20，21）、鈾礦礦工（22）、接觸核武測試的軍方人員（23）其與腦瘤的關聯性並不存在，而另一方面，美國核子材料員工其腦瘤罹患的機率略高（24），但英國的核子材料員工卻沒有類似的發現（25，26）。

美國空軍的男性成員是研究電磁輻射之健康效應很合適的族群。他們的工作性質會接觸極低頻以及射頻/微波電磁輻射，還有游離輻射，通常有可能只有其中一種電磁輻射，也有可能是多種電磁輻射結合起來，他們情形使本研究有辦法找出微弱的關聯以及確認聯合效應。此外，暴露的歷史數據可以取得，其案例的正確程度可達100%，而且電腦化的個人記錄既可重建職業歷史，又可取得正確的人口統計數據。

實驗材料與方法

樣本選擇

這份案例控制研究是嵌入在美國空軍男性成員族群中，他們在1970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之間至少服役一年。本研究僅限男性，因為女性腦瘤病例太少，不足以依性別來分析。案例從醫院的惡性腦瘤病例篩選出來，選擇的是在這段研究期間曾服務於美國空軍的案例。（國際疾病分類第九版，分類編碼191（27））。脫離美國空軍的後續追蹤並未進行，補助的流程可確保不在美國空軍機構中治療的病患，也被列入紀錄，例如在陸軍或海軍機構中治療的也可記錄，所以病例的完整性是確保的。一開始有246個案例，其中有16個病例由於資料不全或矛盾而剔除。

腦瘤的診斷無法從既存的紀錄中做確定，本研究用來作為疾病分類的架構是特定的，依惡性腫瘤、轉移腫瘤、良性腫瘤分別編號，死亡證明書與解剖結果的比較顯示診斷錯誤的情形可以不用考慮。因此，良性或惡性腫瘤的分類錯誤在本研究中不是重要的因素。

利用美國空軍個人資料，4筆對照是從涉險集合中隨機選出，而涉險集合包含的是診斷時在美國空軍世代中的個體，包括所有世代中出生年代的種族條件符合的個體。如果有肺癌、乳癌或惡性腫瘤病例就不會被列為對照，這是因為這幾種腫瘤在其他研究中（3）已被關聯至電磁輻射。

職業歷史

每一筆研究樣本都有從空軍個人紀錄中取得完整的職業歷史，這些歷史紀錄包括職稱、起迄時間；額外的資料包括診斷時的年齡、種族、軍階、服役年資。

對照樣本的歷史都檢查其病例診斷日期，藉此確定時間的資料吻合。後續的對照樣本歷史則忽略不考慮。

病例診斷時的軍階被列入社經地位的代用資料。軍階資料被區分為六類：①低階至資深士兵；②軍士、技術軍士、非委任軍官；③二等至三等士官長、資深非委任軍官；④少尉、中尉、上尉、尉級軍官；⑤少校、中校、上校、校級軍官；⑥准將、少將、中將、上將。另外再區分：士兵、非委任軍官、資深非委任軍官為招募人員，其他則為軍官。

主要因子的估計

工作職稱•時間•暴露矩陣（job title-time-exposure matrix）作為估計主要因子的基礎，這矩陣其中運用強度等級表來對極低頻電磁輻射和射頻/微波電磁輻射作評分量化。本矩陣包含1950項，將1953年至1992年間的552種不同職稱作索引編號。矩陣需要用到時間分量，因為職稱因子的等級表隨時間變化，技術演變和分類的任意性使得職稱隨時間不同而不同。

極低頻電磁輻射作為主要因子 藉由輻射物理學家、職業衛生專家、工業衛生專家之助來將所有的職稱依極低頻電磁輻射劑量做成等級表。這些專家被提供職稱、工作簡要描述、服務起迄日期的資料，專家們獨立作等極評價，職稱—時間對以幾種等級來表示：①no（未暴露）；②possible（可能暴露）；③probable（會暴露）；④definite（確定暴露）這種等級評價系統是由Lin等人（11）所發展出來的，大部分的空軍職位都能利用這個系統分類，除了一種美國空軍的特殊職位難以歸類。

一般而言，被歸類成definite（確定暴露）的，是那些可能暴露高強度極低頻電磁輻射的職位，例如發電機技術員和通訊設備維修員。歸類成probable（會暴露）的，是大部分的電子設備操作員；歸類成possible（可能暴露）的，則是飛行員及相關技術人員。

其他則歸類成non-exposed（不會暴露）的。若有一組職稱—時間給了兩種歸類，就以複合式等級表示，92.8%的職稱—時間對是以這種方式來衡量的，如果歸類不一致，例如每個專家都給定不同的歸類等級，這時就取平均，而需要平均的情況佔了7.2%。

射頻電磁輻射作為主要因子 關於射頻電磁輻射的暴露劑量，量化的數據是可以取得的。從1972年開始，所有讓空軍員工暴露超過限定值（10 mW/cm²）的事件，都被通報到中央紀錄單位，以這些記錄資料為基礎，筆者建立了與工作對應的矩陣，把美國空軍的職稱隨著不同時間給予幾種暴露等級：①no，②possible，③probable。等級為probable的，是曾被通報過量暴露的職務以及接近的職稱，實質上，這種身分涵蓋了射頻/微波發射器的維修人員。等級為possible的，是操作射頻/微波發射器而未通報過超量暴露的人員。其他的職稱則歸類成non-exposed（未暴露）。

職業累積暴露量，計算方式為暴露等級計分乘上該職務歷時，再求此乘積的總和。極低頻電磁輻射累積暴露量，48%的樣本此值範圍介於1-885（強度-月份）。射頻/微波電磁輻射累積暴露量，30%的樣本此值範圍介於8-610（強度-月份）。

游離輻射作為主要因子 個體的暴露劑量數據取自於美國空軍之游離輻射紀錄。這些紀錄主要包含熱光劑量、半衰深度、表面superficial、極限extremity和中子輻射的數據都有，而本研究只採用superficial劑量。本研究之樣本有3%有游離輻射之紀錄。其它的則歸在暴露劑量零的等級。

分析

與出生年和種族的配對關係在分析時是維持住的，優勢率和信賴區間取自於條件式邏輯斯回歸模型（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利用商業套裝軟體（29）計算出來。分析一開始利用二元變數進行，把有機會暴露的樣本歸類為”exposed”暴露類，用來與無暴露類的做比較。在對照組中，計算極低頻電磁輻射和射頻/微波電磁輻射的等級評分，求出樣本的四分位數。這些數據然後與零暴露劑量的樣本作比較。藉由觀察偏離線性模型的分層數據，已檢驗劑量—反應的關係。（30）

極低頻電磁輻射與射頻/微波電磁輻射的結合效應，極低頻電磁輻射與游離輻射的結合效應，射頻/微波電磁輻射和游離輻射的結合效應，這幾種結合效應的評估方式為：在主要效果模型上加上交互作用項。

結果

本研究大約包含880,000名美國空軍成員，對應1970至1989年本研究群體之人次--年份值為11,174,248，病例總共有230筆，對照總共有920筆，所得到的人口統計學特性列在表1中。

表2顯示了：階級愈高，腦瘤風險關聯性愈高，軍官相較於招募人員具有較高的腦瘤風險性。資深軍官（校級和將級）相較於其他美國空軍成員具有更高的腦瘤風險性，軍官相較於募兵的比較數據，還有資深軍官相較於其他階級的高優勢率列於表3。因此，在後續的分析中，診斷時是否任職資深軍官這項資訊也用來作為covariate。

在表4中顯示的是：曾暴露電磁輻射者（極低頻電磁輻射；射頻電磁輻射；游離輻射）相對於從未暴露電磁輻射者的分析。針對極低頻電磁輻射，曾暴露者其優勢率略高。類似的結果也出現在射頻電磁輻射的數據。相對於非游離輻射的結果，游離輻射的優勢率則沒有偏高。

表5、表6呈現的，分別是極低頻輻射累積劑量和射頻輻射劑量之腦瘤風險數據，表5、表6都未顯現明顯的暴露—響應的模型。而游離輻射的數據則無stratified分析，原因為非零暴露劑量的樣本數太少。服役數月的樣本被排除在外，因其與年齡高度相關（r=0.82）

多種輻射的聯合效應藉由二分類的數據來評估，畢竟多等級分類的數據在前面的分析中已顯示出：極低頻輻射和射頻輻射累積劑量與腦瘤風險沒有關聯。聯合效應考慮的是下列幾種組合：極低頻輻射聯合射頻輻射，極低頻輻射聯合游離輻射，射頻輻射聯合游離輻射。主要效應的模型由這些變數與資深軍階資料組成。這幾種聯合效應的分析都沒有顯示出統計上的關聯性。

討論

在本研究中，腦瘤病例診斷出時，是否當時任職於美國空軍與極低頻電磁輻射和射頻電磁輻射有一些關聯，不同頻率的電磁輻射之間的交互作用並不存在，這種情形引發了對極低頻電磁輻射是否扮演腫瘤促長角色的疑問。

本研究最重要的成果為：資深軍官與腫瘤風險之間存在關聯。可能會考慮到服役年資、年齡或許隨軍階增加而增加。然而，條件式邏輯斯模型卻未顯示出相關聯的證據。不同電磁輻射的聯合效果之分析結果顯示：腦瘤與軍階的關係不受這些因素影響，本研究的所有層面都顯示：軍階和腦瘤風險為正相關，最高的優勢率出現在校級以上軍階的資深軍官身上，而所有的軍官相對於招募人員其腦瘤風險是比較高的。社經狀態可以包含許多因素，如教育、收入、權力、生活型態和prestige。 在美國空軍族群中，軍階被視為社經地位的指標，因為軍階反映了美國空軍族群中的收入、權力。

在職業相關的研究中，只有Theriault等人（8）報導社經地位與腦瘤風險強烈相關。Sahl等人（7）將社經地位視為弱干擾因子，而可能加入偏見，因此Sahl等人在分析中不為社經地位的因素做調整。其它以職業為基礎的研究已經研究了社經地位作為腦瘤風險因子的角色。Preston-Martin（31）利用普查資料來代表社會階層，以研究洛杉磯居民之中央神經系統腫瘤，她發現：男性依其社會階層（結合所有種族），與神經膠質瘤的風險具有正相關趨勢。Demers等人（32）也在他們針對華盛頓州男性之腦瘤死亡率得到類似的結果，研究中用來表示社經地位的，是列在死亡證明書上的職業代號以及美國職業普查所用的社經指標。腦瘤與社會等級具有統計上的關聯性的現象，也被Preston—Martin等人（33）報導過，他們提到的是紐西蘭癌症登錄資料，本研究的結果和他們的發現是符合的。

多位研究者曾猜測：腦瘤與社經地位的關聯性，可能與診斷正確性有關。然而，美國空軍的情形是：醫療成員接受的醫療照護都是免費的，並沒有階層差異，所以診斷偏見在本研究中不會影響最後的結果，類似的結論也被Preston-Martin等人（33）報導過，他們研究的是紐西蘭，該國具有國家健康照護系統。

雖然本研究有其限制，特別的是關於暴露劑量的估計方面，但本研究確實提供電磁輻射與腦瘤關聯性的資料，對象則是美國空軍成員，特別是針對射頻電磁輻射暴露的部份。本研究沒有證據顯示極低頻電磁輻射會促發腦瘤。

軍階資歷，代表了社經地位，在本研究中是腦瘤風險最顯著的因子。

七、利用微細胞核測試評估射頻電磁輻射在牛外周紅血球上的影響

Assessment of 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by the micronucleus test in bovine peripheral erythrocytes.

Balode Z Sci Total Environ 180(1):81-85, 1996

除已有研究Skrunda雷達站對樹木生長影響外，針對牛血液的影響也進行研究。收集Skrunda雷達站前母牛血液，觀察周邊血液的紅血球細胞核DNA，發現於雷達電磁輻射暴露組的細胞核有較高比例未出現圓形且明顯紅色的細胞核，一千份暴露組樣品有0.6份未出現，而對照組為0.1。

摘要：

在之前的生物指標研究（在skrunda雷達站周圍），著重在電磁輻射對植物的影響，但其於基因效應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筆者選擇了牧牛作為細胞遺傳學的研究物種，原因是牧牛和人類一樣居住在暴露區附近，而且活動範圍限制在特定區域，在同一時間暴露於電磁輻射，研究所用的血液樣本取自於拉脫維亞母牛，母牛的所處農場接近Skrunda雷達站。所採用的微細胞核紅血球標定法是簡易式的Schiff DNA染色法，利用顯微鏡觀察，紅血球細胞核為圓形而顯現明顯的紅色，相對於無色的紅血球而言很容易分辨。每隻動物共檢驗2000個紅血球，在觀察倍率×1000尋找微細胞核。所得到的微細胞核率偏低；暴露組為千分之0.6；對照組為千分之0.1。微核率雖然偏低，但在統計上暴露組與對照組兩者有顯著差異（p<0.01）。

引言

已有報導指出，Skrunda雷達站附近的電磁輻射直接暴露區，松樹的生長率降低（Balodis et al.，1995），因此引發了對電磁輻射影響人體與其他物種的疑慮。似乎，研究電磁輻射的基因層面影響會是重要的課題。

已有許多位作者研究了電磁輻射對於微生物、植物、人類基因的影響（McCann et al，1993）、（Juutilainen and Li-imatainen，1986）、（Schmutz et al.，1994）（Nordenson et al.，1988）。然而，結果卻有所衝突，而且通常分析的是60Hz的電磁輻射。Skrunda雷達站的研究則提供了獨特的案例，因其研究的是脈衝式射頻電磁輻射（154-162MHz）的頻段。

結合不同的方法是可以用來評估某項因素的影響程度的。基因毒性試驗的特定結合，舉美國環保署為例，已發展了類似的試驗方法。而這樣的方法尚未應用在電磁輻射效應的研究上。

目前，微細胞核試驗法最常作為物種遺傳因子誘變的評估。（Schmid，1977；Chrismon and Banmgartner，1979；Haxashi et al.，1984，1990，1992a，1992b；Grawe et al.，1993；Watanabe et al.，1993）Schmid（1982）所描述的微細胞核試驗在1970年代早期常被用來作為染色體損傷的指標。微細胞核來自於染色體片段，或來自細胞分裂時未併入子代細胞核的染色體。細胞核試驗是用來評估物種遺傳因子誘變效應以及染色體長期損傷的試驗法。（The Collaborative Study Group for the Micronucleus Test，1992）

Schmid（1977）發展了微細胞核試驗中的May-Grünwald-Giemsa染色法。為了改善微細胞核的辨別率，許多改進已被發展出來。Gollapudi和Kamara（1979）描述了簡易Giemsa染色法；MacGregor等人（1980）用的是Wright-Giemsa染色和Feulgen染色篩選技術。DNA染色劑Hoechst 33342在流式細胞儀中用來做微細胞核的辨識與計量（Grawe et al.,1993），利用acridine orange來做 ultra-vital染色的技術由Hayashi等人提出（1990），用來分析老鼠血球細胞的微細胞核。

在誘導有機體突變物質的試驗協定中，通常用的是老鼠（Manna，1991）。在鼠類身上的紅血球微核率已被報導過（Heddle et al.，1983，Zaickina and Ganassi，1984）。用來偵測人類微細胞核的試驗和用來偵測嚙齒類動物微細胞核的標準試驗差異很小，而偵測人類微細胞核的試驗已被用來研究染色體損傷的高危險群（Jensen and Hüttel，1976；Jensen and Nyfors，1979）；（Mädki-Paakkanen，1987；Nordic study Group on the Health Risk of the Chromosome Damage，1990）

Nordenson等人（1988）報導了400KV電廠員工其淋巴球的染色體影響。相對於控制組，暴露組顯現了在染色體異常以及微細胞核的增加。No increase was found in the frequency of sister chromatid exchange。

本研究主要在運用微細胞核試驗在紅血球分析上，以標出Skrunda電磁輻射區內牧牛的染色體損傷，之所以選用牧牛，原因為牧牛和人類接受的電磁輻射是一樣的。

研究方法：

動物血液樣本的取得，一組來自Skrunda雷達站附近農場的67隻拉脫維亞棕母牛，另一組來自100隻控制區內的牧牛。控制區選擇的是與暴露區條件相近但只有電磁輻射因素不同。所有動物都沒有病毒感染，前三個月都沒有接觸疫苗或藥物。這些動物居住在牧場至少2年。

血液樣品採集，玻片標本製備以及染色血液樣本藉由v.jugularis穿刺取得，再儲存在無防腐劑的肝磷脂中。血液抹在乾淨載玻片上，以96%乙醇5分鐘固定、風乾，在1N HCl溶液中，60℃水浴8分鐘進行水解反應，然後染成洋紅色，染色法為簡易式Schiff法（Horobin and Kevill-Davies，1971），在酸性的酒精溶液中進行30分鐘，未反應的染色劑浸在水中去除。

顯微鏡分析 標本做編號後隨機觀察，玻片先以×100的倍率挑選出品質適當的，初步發現每隻動物觀看1000個細胞的數量過少，所找到微細胞核紅血球很稀少，觀看2000個則具有統計意義。所以每隻動物以×1000的倍率觀看2000個細胞。

統計方法

Kolmogorov-Smirnov雙樣本試驗做為統計評估的方法。

結果：

在顯微鏡下，紅血球中的微細胞核形狀呈圓形，顏色為明顯紅色，由於只有微細胞核有顏色，其他的紅血球則沒有顏色，所以微細胞核很容易看出。

微核率的分布曲線如圖1，呈非對稱分布，在暴露組中，49%牛隻沒有微細胞核紅血球。在含有微細胞核紅血球的牛隻中，6%的微核率偏高。相對的，控制組中，78%牛隻沒有微細胞核紅血球，其紅血球的微核率都沒有偏高的現象。（表1）

微核率的平均值很低，暴露組為千分之0.6，控制組為千分之0.1。然而，在統計上是具有明顯差異的（P<0.01）（P=0.29>D_0.01=0.26）

討論：

Ecoepizoological方法比較適合用來評估，因為污染除外的因素可以標準化。舉例來說，牲口的條件經過控制，這些條件包括標準化飲食、圍籬、放牧、低度壓力。監測農場動物染色體異常的方式，適用於評估可能暴露了基因毒性的家畜狀態，例如：Rubes等人（1992）。

進行了農場動物的細胞遺傳學檢驗，對象是不同污染程度區域內的牛、馬、豬。得到的結果具有統計意義的差異，儘管動物樣本的數量不多。電磁輻射的效應預期來說是比較弱的，染色體異常的研究會是昂貴而耗時的，因此，微細胞核試驗對本研究來說較為適合採用。

簡易式的Schiff方法，成功地運用在本研究中。這方法由Horobin and Kevill-Davies（1971）引進DNA之染色技術中，就筆者所知，則尚未用來標記紅血球中的微細胞核。這個方法是更簡單而且更能精確計量的方法。

具有許多微細胞核的乳牛表示存在環境所造成的基因損傷或異常造血。在進一步的研究中，染色體異常的分析可以釐清異常的原因及形式，在捕捉時牛脾臟的角色與紅血球微核破壞的關係還有待釐清。

八、射頻/微波暴露之下，雷達技術員與癌症：癌症哨符標記的關聯性（摘要）

Int J Occup Environ Health. 2000 Jul-Sep;6(3):187-93.

Cancer in Radar Technicians Exposed to RF/Microwave Radiation: Sentinel Episodes.

Richter E, Berman T, Ben-Michael E, Laster R, Westin JB

操作雷達技術人員有較高癌症罹患率，在25位癌症患者中有一位得到六種癌症。暴露族群為25-37年操作年。發現操作期限越長罹患率越高。建議操作暴露量不要超過10-100 微瓦/cm²

有關射頻/微波暴露（RF/MW）引發的健康危害，一直存在著許多爭議，本篇則報導了暴露與影響的關係，對象是哨符病患與他們的同仁，也是大量暴露射頻/微波輻射的技術人員。

有關哨符癌症病患的暴露量資料是透過訪問醫療紀錄、技術來源得來的，其中一位病患，屬於25位員工之一員，帶有六種腫瘤。

筆者評估了員工族群罹癌的危險性，也評估了更多數量的自我通報案例其潛伏期，指標病患，得了眼睛黑素瘤、睪丸癌、鼻咽癌、非霍金氏淋巴瘤（惡性淋巴腫瘤）以及乳癌，年齡則屬於20-37歲的族群。

與工作條件相關的資訊顯示：長期暴露於高劑量的射頻/微波輻射會增加整個身體的危害。有許多不同種類的腫瘤。指標病患的潛伏期較短，自我通報病患的潛伏期較長。

本篇研究發現：長期暴露於高劑量的射頻/微波輻射，而欠缺嚴密防護的情況下，癌症發生的機率較高、暴露劑量較高則潛伏期會較短，根據劑量與效應的關係，藉由線性模型所推算出來的數字，應避免暴露的劑量介於10-100μW/cm²的範圍。

（原文完整檔案及圖表請另行下載）